【新刊】王军丨人口负增长背景下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及其人口发展战略
图：1990年，人口普查宣传车
图片来源：“统计微讯”公众号
内容提要：鉴于人口规模巨大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特征，学术界亟须对人口规模巨大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做出学理和实践两个层面的阐释。人口负增长时代的来临以及与之伴随的人口少子化、老龄化和高流动性等新特征更是决定了应尽快构建有关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既往实践证明，西方现有人口与发展理论及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有关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药方”本身存在严重缺陷，直接“拿来”往往收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在人口负增长背景下，应增强人口与发展理论和政策的内生性，精心培育积极的人口发展观，并更为注重人口与发展的双向互动，从而逐渐实现人口与发展的理念转变及理论重构。行动策略方面，要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从制定原则、目标、视角和实施策略等方面深度优化人口发展战略，从而切实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人口规模巨大 中国式现代化 人口负增长 人口发展战略 人口高质量发展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提出了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并确定通过中国式现代化分两步走来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其中，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1]
按照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需要辩证地看待人口规模巨大这一中国基本国情，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对此已经有了充分证明。一方面，人口规模巨大不仅对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资本积累、劳动就业等形成了巨大压力，而且在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公共服务方面也带来了沉重负担；另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一旦顶着人口规模巨大的压力实现了经济腾飞，那么人口规模巨大的优势便逐渐显现出来，中国不仅实现了丰厚人口红利、超大人口规模市场以及世界超大规模经济体，而且还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就业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卫生体系。
党中央将人口规模巨大作为现代化的首要特征，是“从国情出发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具体体现。[2]人口规模巨大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现代化建设面临的基本国情，而人口问题始终是其中的全局性、战略性和基础性问题。要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充分认清人口规模巨大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间的辩证关系，并据此制定更为科学有效的人口与发展战略和政策。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人口发展也提出了诸多要求，比如，“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等等。[3]
人口规模巨大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首要特征的战略定位以及相关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其背后实际体现了人口与发展研究的悠久学术传统和宝贵知识遗产。人口与发展的关系不仅包括人口自身的发展，还包括人口与政治、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等之间的关系。因此，要更好地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集中关注人口规模巨大本身的特征及其未来的发展变化趋势，而且还要重新审视人口规模巨大与经济社会以及资源环境等之间的相互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人口规模巨大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强的情景性，即人口规模巨大既可以成为现代化建设的强劲动力和现代化成果的具体体现，又可能成为现代化建设的制约因素甚至变成较强阻力。也正是由于人口规模巨大与现代化之间的这种情景性关系，使得制定更为科学合理的人口与发展战略和政策成为当务之急。
人口负增长时代的来临，更是增加了人口与发展这种既往关系的不确定性，客观上要求我们重新审视有关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传统概念、既有理论以及相关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具体来说，人口与发展的旧有概念、理论和政策均是建立在以往广大发展中国家人口作为整体所呈现的巨大人口规模、较高人口增长率、较高生育率和较低迁移率的基础之上，主要致力于解决发展中国家在现代人口转变初期如何更快开启现代化进程，以及如何更快实现现代化这些关键问题。而人口负增长则意味着人口形势的根本转向，包括人口规模开始出现缩减，长期保持低生育率甚至极低生育率，人口快速老龄化，以及人口具有较高流动性。[4]因此，人口负增长背景下的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具有与人口正增长时期显著不同的鲜明特征，即此时的人口规模巨大同时伴随着人口规模的持续缩减，人口年龄结构的快速老化，以及人口流动的日益普遍。而要更好地发挥人口负增长背景下人口规模巨大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积极效能，就需要在人口与发展的观念认识、理论取向、人口发展战略和人口治理策略等方面做出根本性变革。
综上所述，对于人口负增长背景下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探讨不仅具有重要学理价值，而且有重大实践意涵。只有深入了解和把握人口负增长背景下人口与发展的关系，并据此制定有针对性的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才能真正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从而将人口规模巨大真正转变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优势和关键动力。有鉴于此，本文第二节将系统介绍如何认识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回顾其西方理论、既有实践和相关经验教训；第三节将重点讨论人口负增长时代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问题，提出政府和学术界均需要实现理念转变和理论重构；第四节将探讨如何在人口负增长背景下更好地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包括人口发展战略的制定原则、目标、视角和实施策略等方面。
二、如何认识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西方理论、既有实践与历史局限
要更好地认识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需要具有宽广的历史视角。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理论最早兴起于二战后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如何更快启动或推进现代化过程。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理论成为指导发展中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武器，并应用于制定相关的人口与发展政策。因此，要更好地认识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首要问题就是需要对自现代化理论诞生之后有关发展中国家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西方理论之思想脉络、既有实践和经验教训进行系统回顾、梳理和反思，从而为更有效地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洞见和实践指南。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一）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西方理论
人口规模巨大与现代化理论之间存在紧密的选择性亲和关系。现代化理论的政策取向非常明确，主要用于指导战后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原欧美殖民地国家如何启动直至完成现代化过程。二战之后，出于与苏联抗衡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美国实行了广泛的国际援助计划，一方面通过马歇尔计划促进欧洲复兴，另一方面则通过本国的国际开发署以及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援助发展中国家，争取其早日归入欧美阵营。而当时的主要考虑就是鉴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规模巨大且增长快速，如果不能促使其尽快开启现代化进程，那么这些国家就很容易陷入贫困并可能引发革命，从而不利于维护资本主义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
现代化理论虽然体系庞杂，分支众多，但一般都假设发展中国家也将像欧美发达国家一样开启以工业化、民主化为主导的现代化进程，并最终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与欧美发达国家趋同，即欧美发达国家的昨天就是发展中国家的今天，而发达国家的今天则是发展中国家的明天。其中，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所呈现出的规模巨大且增速过快的人口成为现代化理论的关注焦点。在人口规模巨大与现代化理论“联姻”的过程中，不仅产生了人口转变理论、人口分母效应理论、新马尔萨斯主义等有关人口与发展的现代化理论，而且沉寂多年的马尔萨斯主义、适度人口理论也借此再度复兴。
人口转变理论、“人口分母效应”理论与新马尔萨斯主义是现代化理论应用到人口方面的典型代表。其中，人口转变理论虽然最早出现于20世纪初，但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过美国学者戴维斯等人的再次“包装”才广为流行，并成为制定发展中国家人口与发展政策的指导性理论。[5]人口转变理论认为，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开展，发展中国家也将像欧美发达国家一样经历现代人口转变历程，从“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经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这一过渡阶段，最终完成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这一现代人口模式的转变。需要指出的是，该理论提出的人口转变模式主要基于18世纪至19世纪欧美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与人口转变实际，即人口转变是现代化的自然产物，其间并没有对人口自身进行明显政策干预。但在应用于发展中国家时，该理论却认为恰恰是发展中国家整体巨大的人口规模和过快的人口增长导致其现代化进程迟迟未能启动或者现代化进程过于缓慢，因而需要通过人为政策干预来降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速，限制其人口规模，从而达到尽快启动或加快推进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目的。[6]
“人口分母效应”理论则由美国学者科尔和胡佛基于对印度这一人口规模巨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规模与现代化之间关系的研究而提出。该理论认为，人口规模巨大以及人口增速过快已经成为以印度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阻力。具体来说，人口规模过大以及人口增速过快具有强烈的“分母效应”，不仅会给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造成教育、就业、住房、养老等方面的沉重公共服务压力和巨大财政负担，而且还将“摊薄”现代化建设所需的资本积累以及现代化建设成果。[7]
新马尔萨斯主义则是传统马尔萨斯主义的现代版本，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早已巨大的人口规模再加上快速的人口增长，不仅将导致经济的停滞甚至崩溃，而且还将使得资源耗尽，对生态环境造成灾难性后果，并最终危及全人类的生存。与相对温和的人口转变理论和“人口分母效应”理论不同，新马尔萨斯主义理论制造了广大民众的“人口危机”意识，认为人口规模巨大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极大障碍，而且未来还可能导致资源环境灾难，甚至会令人类自身毁于一旦。[8]
如果说人口转变理论、“人口分母效应”理论和新马尔萨斯主义是现代化理论在人口与发展方面的直接产物的话，那么现代化理论有关人口规模巨大的观点和思维倾向还导致了沉寂多年的马尔萨斯主义和“适度人口”理论的再度复兴。马尔萨斯主义以马尔萨斯于1798年发表的《人口原理》为代表，认为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规模巨大和人口增速过快，将导致经济社会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并且使之不能摆脱饥荒、贫困、瘟疫与战争等苦难循环，更无法实现现代化。[9]“适度人口”理论则以法国学者索维（Alfred Sauvy）等人为代表，通常认为发展中国家现有人口规模已远超经济、就业或资源等视角下的“适度人口”规模，因而需要大幅削减人口。[10]
总之，现代化理论从产生之初就与发展中国家人口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在人口与发展领域新产生或复兴了一系列有关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理论。这些理论尽管观点各异，但仍存在以下共性：首先，它们将发展中国家人口规模巨大更多视为一个严重问题，认为人口规模巨大以及人口增速过快将明显延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其次，在人口与发展的关系上，这些理论观点以及暗含的政策主张基本上是“人口影响发展”的单向度思维模式，而对“发展影响人口”以及“人口与发展双向互动”的关注明显不足；第三，理论背后还暗含着欧美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的人口规模巨大的担忧甚至恐惧，认为发展中国家如果处理不好人口规模过大以及人口增速过快的问题，不仅会延误其自身现代化进程，而且还会危及国际安全并最终损害发达国家利益。
（二）既有实践
人口规模巨大不仅是发展中国家整体现代化的首要特征，而且是中国、印度等人口大国自身现代化的显著特点。在二战之后美苏对立的紧张国际形势下，欧美发达国家主要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安全和本国利益的考虑，并根据有关人口与发展的西方理论，为发展中国家输送了如何发展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药方”。也就是说，二战以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方案具有明显的“外生性”，大多不加选择地直接采用了西方方案。事实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以印度为代表的人口规模巨大国家，不仅全盘接受了西方相关人口与发展理念，而且还以实际政策和行动践行了欧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药方。
由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并以联合国作为协调性国际机构，构建起了全球发展中国家人口与发展治理体系。联合国曾于1974年、1984年和1994年分别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埃及首都开罗召开了三次以“人口与发展”为主题的国际会议。这三次会议有一个共同议题，就是希望发展中国家充分重视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规模巨大和人口快速增长问题，倡议经由国家立法制定人口与发展政策，并通过计划生育等具体措施和行动来控制人口规模和降低人口增速，从而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人口环境。
基于人口规模巨大的西方现代化理论和国际人口治理方案，并且在印度等人口规模巨大国家前期实践的基础上，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了全球计划生育运动。该运动主张通过积极的政策干预来降低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速，从而限制其人口规模，并达到人为加速现代化进程的目的。[11]当时的计划生育运动前期曾存在不同观点的激烈争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两种观点分别为计划生育的“供给学派”和“需求学派”。计划生育“供给学派”秉承“人口影响发展”这一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人口与发展理念，认为应该通过提供避孕药具和知识等措施来干预人口增速，从而促进现代化进程；而“需求学派”则主张尽量减少对人口的直接干预，应该通过促进发展来实现人口的现代化转变。但基于当时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以及人们对人口与发展关系的片面认识，最终计划生育“供给学派”成为这场全球计划生育运动的主导思想。[12]
（三）历史局限
按照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广大发展中国家二战以后有关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虽然西方国家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付出了积极努力，并在发展经济、消除饥饿、减少贫困、普及教育等方面做出了一定贡献，但总体来说，西方国家为发展中国家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所提供的政策药方及其所基于的西方理论，目前大多已经陷入较为严重的信任危机和合法性危机。发展中国家如果直接采用从西方输入的上述现代化方案，不仅收效甚微，而且还很有可能适得其反，出现较为严重的副作用。
首先，现代化理论自身出现了严重危机。现代化理论经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鼎盛时期之后，很快于七八十年代陷入衰退，对于现代化理论的批评愈发尖锐，甚至危及理论的合法性基础。在经历20世纪90年代短暂的复兴之后，21世纪经过2001年的“9·11”事件、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以及2020年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现代化理论的局限性更是日渐凸显，其理论基础和现实解释力亟须完全转向并彻底重构。
其次，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相关理论均为西方舶来品，是欧美发达国家基于其自身根本利益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统筹人口与发展问题的政策方案和行动建议，将其用于指导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实践往往效果不佳，甚至出现南辕北辙现象。究其原因，是由于这一舶来品诞生于二战之后特殊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氛围下，属于应急产物，并未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自身独特的经济、社会、文化与人口实际状况。尤其是，这一西方方案并未充分考虑人口与发展的双向互动关系，而是采用“人口影响发展”这种单一向度理念模式，主张发展中国家通过控制人口增长和限制人口规模来加速现代化建设，将主要精力和资源都用到如何控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规模和人口增速上面，而对实现现代化更为关键的因素——比如工业化、市场化、民主化，以及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社会和文化传统等——并未给予足够关注。[13]
第三，发展中国家人口的新现实与新形势使得传统的人口与发展理论已经不合时宜，迫切需要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人口与发展新理念、新理论和新策略。全球计划生育运动本身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全球计划生育运动引发了发展中国家政府对人口问题的重视和资源投入；另一方面，该运动自20世纪90年代全面陷入低潮，发展中国家人口与发展理论尤其是有关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理论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这与发展中国家人口发展的新现实与新形势明显不相适应。当前人口与发展的主要问题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生育水平、人口老龄化、人口迁移等都出现了与欧美发达国家趋同的现象，但其自身的现代化水平（包括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思想观念等）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即出现了“未富先老”等问题。鉴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常年维持低生育率甚至超低生育率，人口发生快速老龄化，以及陆续出现的人口负增长问题，人口与发展理论尤其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理论亟须加以重构。
三、人口负增长背景下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亟须转变理念和重构理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人口与发展一直紧密关联。在人民健康和生活水平明显改善的条件下，人口出现了快速增长势头，中国政府也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实施“晚、稀、少”的人口政策，从而将人口与发展明确联系起来。[14]随后，人口政策又先后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实行的以独生子女为主的人口政策，以及2014年以来对该政策的不断调整和优化。截至目前，以计划生育为主的人口政策实施已超半个世纪，并产生了“两种生产”、生育率U型战略等本土化人口与发展理论。[15]
生育率方面，中国于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实现低生育水平，至今已有三十多年时间。不过，当时虽然总和生育率已经低于2.1的更替水平，但由于人口正增长惯性，中国的人口规模在保持低生育水平的最初30年时间内仍然处于不断增长的过程中，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了人们对于低生育率问题严峻性的认识。[16]当时很少有人认识到，低生育水平本身也蕴藏着未来人口负增长的惯性和潜能，而且实际生育水平越低，那么未来人口负增长的发生速度和人口规模削减幅度就越大。[17]
2022年作为中国人口负增长元年，不仅标志着人口发展形态的根本改变，而且也由此开启了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口持续负增长，人口快速且持续老龄化的人口变化历程。[18]从2014年开始，中国人口政策先后经历了“单独二孩”“全面两孩”到当前三孩生育政策的演变，其目的就是要通过生育政策调整来提振过低的生育率。虽然人口政策调整确实一时起到了一定效果，但由于过去30年积累的巨大人口负增长潜能，仍无法阻止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到来。
人口负增长时代的来临，标志着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具有了崭新意涵。人口负增长本身是长期低生育率甚至极低生育率不断累积的必然结果，不仅预示着人口规模的不断缩减，而且同时还将伴随持续且快速的人口老龄化过程。此外，人口负增长时代人口流动的日益频繁将会使得人口负增长下的少子化、老龄化问题更为复杂，并导致区域差异和城乡差异的“马太效应”，即在缓解发达地区和城市人口负增长、人口老龄化等问题的同时，却加剧了欠发达地区和农村的相关人口问题。由此可以看出，人口负增长时代的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由于人口规模巨大与人口负增长的相互叠加，并且人口年龄结构不断老化，使其明显不同于人口正增长条件下的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人口规模不断增加并且人口年龄结构较为年轻）。
图：2020年，广西南丹县瑶寨里的老人和小朋友
（图片来源：“统计微讯”公众号）
鉴于人口负增长背景下人口发展形态的独特性以及西方现有有关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理论本身存在的严重滞后性和致命缺陷，当前政府、学术界和社会各阶层亟须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相关理念的转变，同时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理论本身也需要在批判和反思西方相关人口与发展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彻底重建。在人口负增长时代，也只有在实现人口与发展理念的转变以及重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基础上，才能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实际的人口发展战略及具体治理策略。
（一）理念转变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是内生性的现代化，实现中国式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无论是理论、战略、政策还是实际行动方案，都需要更多地立足本土，充分体现出发展的人民性和本土性。实践已经证明，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如果简单照搬西方相关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理论，其结果往往收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因此，中国式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应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借鉴和转化历史文化传统以及批判式吸收西方相关理论和实践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自立自强和努力奋斗加以实现。
其次，在人口负增长时代，政府、学术界和广大民众应该逐渐实现认识范式转换，转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对人口规模巨大、人口增长所持有的较为负面的态度，塑造积极的人口发展观。传统人口与发展理论的共同特点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规模巨大、人口增长持较为强烈的负面态度，由这些理论主导的人口与发展的政策实践也充分体现了这种消极人口发展观的理念。经过近80年的理论、政策和实践的浸染，目前社会各阶层包括政府相关部门和学术界已经形成了对人口规模巨大、人口增长等的负面态度甚至恐惧心理，即使在低生育率时期，这种心理和理念仍未有大的改变。[19]
在消极人口观这一人口与发展理念和政策已经被20世纪下半叶的实践所充分否定的情况下，尤其是在人口负增长、人口少子化和快速老龄化的新的人口发展背景下，要更好地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需要首先改变对人口规模巨大、人口增长的负面态度，要历史地、辩证地看待人口规模巨大的问题，并且在许多情境下要积极地看待人口规模巨大这一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特征。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从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出发，努力营造和精心培育生育友好、儿童友好、青年友好、老年友好的全龄人口友好的人口发展理念和社会文化生态。[20]
第三，人口负增长时代的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需要从以往“人口影响发展”的单向度观念转变为“人口与发展双向互动”的新人口发展理念。新人口发展理念需要实现两个转向。第一个是要更为关注人口自身的均衡发展，需要更为关注人口的数量、结构、分布和素质，要认识到人口自身就是一种极其重要的生态，而不再局限于仅将人口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保护利用的手段和工具。[21]第二个是要改变以往更多将人口作为自变量的做法，而应更为注重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等的双向相互作用，并注重这种双向作用主次关系的情景化特征。也就是说，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一方面需要更为关注这一巨大规模人口的自身规模、结构、分布和素质的变化趋势，提前识别其中蕴含的人口风险和挑战，另一方面则要深入研究人口规模巨大与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等之间的双向关系，并通过制度改革和公共政策介入等方式，营造有利于使人口规模巨大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积极动力的良好环境。
（二）理论重构
理论重构的首要任务是要彻底检视和反思西方现有人口与发展理念，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理论，以及相应政策主张和实践。要清醒地认识到西方现有理念、理论和政策的历史局限性和巨大缺陷性，必须对此加以批判和反思，然后才能用于指导发展中国家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建设实践。当务之急是学术界需要结合发展中国家既往现代化建设以及人口与发展实践，彻底反思相关西方理论等存在的主要缺陷，并认真思考这些理论在人口负增长、人口少子化及老龄化、人口高流动性的新人口发展格局中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做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理论重构的第二个任务是要构建人口负增长时代以超低生育率、人口快速老龄化、人口高流动性为显著特征的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22]国际人口学的兴起与全球计划生育运动紧密关联，随着20世纪90年代全球计划生育运动的全面衰落，传统人口学研究也表现出停滞不前的局面，从而导致现有人口研究理论体系、方法论与方法等还基本停留在人口快速增长的人口转变前期，而这些理论体系、方法论和方法对当前人口负增长、低生育率、老龄化等新的人口特征明显缺乏解释力。因此，构建人口负增长时代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理论体系成为当务之急，中国式现代化则为构建这一理论体系提供了良好机会，中国学者也应该努力担负起这一历史重任和光荣使命。
理论重构的第三个任务是要实现人口与发展，以及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等理论研究范式和方法论的转向。传统的人口与发展研究一般采用国家层面的宏大视角和宏观层次的方法论，而人口负增长时代则需要实现向宏观、中观和微观并重的方法论转变。要充分认识到人口与个人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于人口数量、结构、分布或素质的解释，需要更为关注组成人口的微观个体。比如，低生育率研究中，要更好地了解低生育水平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就需要从微观层次去了解作为生育主体的育龄夫妇自身的生育观念、生育计划与实际生育行为，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认识低生育水平现象，并把握其未来态势。[23]简而言之，研究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需要特别注重理论研究的人民性，关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每个微观个体的观念、态度和行为。
电影《地久天长》海报
四、如何更好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人口负增长时代的人口发展战略
党的二十大正式确定了人口规模巨大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特征，这不仅充分肯定了党中央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付出的艰苦努力和已取得的光辉业绩，而且预示着确保中国人口未来的更好发展将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整个过程中占据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2023年5月5日召开的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更是进一步强调，要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24]因此，研究如何更好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尤其是深入探讨人口负增长背景下的中国未来人口发展战略，并在落实生育支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等方面综合发力，切实将人口规模巨大转化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强劲动力，已经成为党和政府以及学术界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人口负增长时代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面临来自人口自身以及外部环境的挑战和风险。在人口负增长背景下，人口规模不断削减的风险与人口结构不断老化的挑战并存，这将对国家经济发展活力、消费需求潜力、劳动力供给、社会保障等造成较大压力。[25]同时，人口的高流动性在没有公共政策有效干预的情况下，有可能导致区域差异和城乡差异的“马太效应”愈加明显，从而对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形成一定挑战。此外，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外部环境充满风险和挑战，当前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关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强。
尽管面临较大的挑战和压力，但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本身也孕育着广阔发展机遇。首先，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时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国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和人均预期寿命等健康素质均得到显著提升，这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了雄厚的人力资本和人才储备。[26]其次，人口老龄化将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挑战，但庞大的老年群体自身也孕育着巨大的人力资本，如果对此加以合理开发利用，有望形成新的人口机会和人口红利。[27]第三，虽然区域差异和城乡差异仍呈扩大趋势，但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有效推动以及户籍制度的继续改革将释放巨大制度红利，并显著增强区域和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活力。
鉴于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挑战和机遇并存，需要注重提前谋划和长远布局。要更好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需要正确认识人口负增长背景下人口规模巨大的基本国情。人口负增长时代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人口规模巨大与人口负增长、人口老龄化和人口高度流动性等因素相互叠加，并与以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信息化为核心内容的现代化之间存在着复杂、动态和情景性的双向互动关系。所以，要清醒认识到当前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与以往人口高速增长时期存在根本差异，重新审视和反思建立在人口正增长、较高生育率和较低人口流动性基础上的原有人口发展战略及人口治理策略，并据此制定人口负增长时代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人口发展战略。
人口发展战略的制定原则方面，要坚持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秉持积极人口发展观，辩证地看待人口规模巨大的问题。在客观承认人口规模巨大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存在一定压力的前提下，需要更多地将人口规模巨大看作发展机遇和优势，逐渐完成从人口问题视角向人口机会和人口动能视角的转换。近年来在广州、西安、武汉等超大城市或特大城市如火如荼上演的城市“抢人大战”就是从消极人口观向积极人口观进行转变的鲜活案例，原先被视为“城市病”主要根源的城市外来人口，现在正成为众多城市争相抢夺的宝贵人才资源。
人口发展战略目标方面，人口负增长时代更应坚决拒绝各种形式的人口大幅削减战略及其政策“药方”，而应采取措施千方百计减缓未来人口负增长的速度和幅度。[28]人口大幅削减战略以“适度人口”理论为基础，并建构在以往人口高速增长、较高生育率的基础之上，对人口规模巨大一般呈现出强烈的负面态度，并力图通过大幅削减人口来达到其所认为的“适度人口”规模。[29]人口大幅削减战略存在两方面致命缺陷。一是其主张的“适度人口”规模通常并无严格学理和实证基础，只是研究者个人的一家之言，也难以就“适度人口”规模达成共识；二是即使人口大幅削减至其主张的“适度人口”规模，人口也会继续大幅削减下去，并且整个过程都将伴随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30]虽然人口负增长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但人口现实并不代表人们要去追求这种人口负增长。与之正好相反，鉴于人口负增长对经济、社会和家庭造成的消极影响，当务之急是要动员社会各方力量，通过生育支持政策、人口老龄化政策、新型城镇化政策、乡村振兴政策等措施尽量提升过低的生育水平，尽量减缓人口负增长的推进速度和人口规模的削减幅度。
人口负增长时代人口发展战略的决策视角方面，除了传统的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等关系视角之外，还应特别注重人口自身的发展视角，并将这两个视角作为制定人口发展战略以及相关公共政策的决策视角，不可偏废。以往的人口发展战略通常将人口作为实现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保护的调节变量，认为人口可以为了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保护而加以调节。但事实证明，这种通过牺牲人口自身来促进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保护的思维方式可能并不正确，其实际做法不仅对提升经济和保护资源环境的效果有限，而且往往导致人口自身发展生态的严重破坏。人口负增长时代，应彻底纠正以往人口发展战略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片面强调牺牲人口来促进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保护的惯性思维，并尤为重视人口自身均衡发展，培育良好的人口自身发展生态。
人口发展战略的实施策略方面，要做到缓解与适应这两条路径齐头并进，全面提升人口治理综合效能。[31]人口负增长背景下，一方面要采取缓解人口负增长、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程度的措施和行动，比如通过加大生育支持政策力度来提升当前过低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以及通过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来一定程度上减缓乡村和欠发达地区人口外流程度；另一方面，人口相对经济社会等因素来说是一个慢变量，从个人层面来看，一个人一旦出生，接下来通常会经历教育、就业、结婚、生育、退休和养老等生命历程，而众多个人汇集到人口层面，则往往预示着人口负增长、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一旦形成，短期内基本很难改变。无论相关公共政策介入多么强力，最多也只能部分缓解上述人口状况，而无法加以根本扭转。因此，除了缓解性政策，人口负增长时代要更好地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经济社会政策的动态调整优化，来不断适应当前及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这种人口规模巨大、人口负增长、人口少子化及老龄化、人口流动性大相互叠加的人口发展新常态，从而真正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2页。
[2]同上。
[3]同上，第30、32、49页。
[4]原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建设之路》，载《人口研究》2022年第6期。
[5]Davis Kingsley, “The Worl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nu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 Social Science, Vol. 237, No. 1(1945), pp. 1-11.
[6]有关人口转变理论的评述及批评，见 Dennis Hodgson, “Demography as Social Science and Policy Science,”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9, No. 1(1983), pp. 1-34。
[7]Ansley J. Coale and Edgar M. Hoover, Population Grow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Low-Income Countries: A Case Study of India’s Prospec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8, pp. 332-335.
[8]新马尔萨斯主义的相关论述，见David Lam, “How the World Survived the Population Bomb: Lessons From 50 Years of Extraordinary Demographic History,” Demography, Vol. 48, No. 4(2011), pp. 1231-1262。
[9]［英］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朱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9—16页。
[10]［法］阿尔弗雷·索维：《人口通论》，查瑞传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2—72页。
[11]S. W. Sinding, “Overview and Perspective,” in Warren C. Robinson(ed.), The Global Family Planning Revolution, Washington, D.C.,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2007, pp. 1-12.
[12]Paul Demeny, “Social Science and Population Polic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14, No. 3(1988), pp. 451-479.
[13]Susan Greenhalgh,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pulation Science: An Intellectual, Institution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Demograph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38, No. 1(1996), pp. 26-66.
[14]彭珮云（主编）：《中国计划生育全书》，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版，第296—298页。
[15]相关论述见王军：《中国三孩政策下的超低生育率与人口发展理念迷思》，载周晓虹、翟学伟（主编）：《中国研究》第29期，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
[16]王军、刘军强：《在分歧中寻找共识——中国低生育水平下的人口政策研究与演进》，载《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2期。
[17]郭志刚：《清醒认识中国低生育率风险》，载《国际经济评论》2015年第2期。
[18]王广州、王军：《中国人口发展的新形势与新变化研究》，载《社会发展研究》2019年第1期。
[19]郭志刚、王军：《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中的分歧与演进》，载《国际经济评论》2020年第4期。
[20]同注15。
[21]王军、李向梅：《中国三孩政策下的低生育形势、人口政策困境与出路》，载《青年探索》2021年第4期。
[22]陆杰华：《国家治理视域下优化人口发展战略的若干思考》，载《人口与经济》2023年第1期。
[23]王军、王广州：《中国三孩政策下的低生育意愿研究及其政策意涵》，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24]潘洁、魏玉坤、郁琼源：《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yaowen/2023-05/08/content_5754508.htm，2023年5月8日访问。
[25]穆光宗等：《论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机遇、优势、风险与挑战》，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26]段成荣、黄凡：《准确定位新时代人口国情 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载《人口与经济》2023年第1期。
[27]同注[4]。
[28]同注[19]。
[29]典型观点见程恩富、王新建：《先控后减的“新人口策论”——回应十点质疑》，载程恩富（主编）：《激辩“新人口策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7—76页。
[30]同注[19]。
[31]王军、张露：《中国低生育水平下的人口形势、长期发展战略与治理策略》，载《治理研究》2021年第4期。
王军：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